中世纪视野下的欧洲民族神话

“每个族群的居住地都生活着其他少数族群，而且大部分族群都有成员以少数族群的身份生活在其他族群控制的地区。因此，要求以族群身份为基础获得政治主权的主张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边界冲突、对少数民族权利的打压以及民间争斗。”

20世纪以来，由民族国家问题引发的战争冲突酿成过太多的仇恨、暴力和死亡，面对这一境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 里（Patrick J.Geary）在《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一书中发出上述担忧。格里的专业领域虽是欧洲中世纪史，但他发现他所研究的这段历史在现实中往往被欧洲政客们改造和滥用，从而沦为民族主义的宣传话语，为此，他自觉担负起一名历史学家的责任，为大众解构欧洲民族形成的神话。

现今欧洲各民族的起源基本都可以追溯至发生于公元4世纪到7世纪间的“大迁徙时代”（The Migration Period），而这一过程的主角就是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日耳曼”作为统称，下面还可以划分许多族群，比如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

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正式将日耳曼人定居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划入帝国版图，日耳曼人被迫在罗马帝国边境开展小规模的劫掠活动。随着双方接触程度加深，日耳曼人开始钦慕高度发达的罗马文明，同时罗马人也对日耳曼人的强健体格、作战勇气表示赞赏，于是罗马皇帝便与亲罗马的日耳曼领袖签订条约，允许甚至鼓励大批日耳曼人越过边境，充当罗马帝国的雇佣兵或从事农业生产，一些表现优秀的日耳曼人因此还能在罗马社会获得承认。

格里指出，“他既可以视自己是较大联盟中的一分子，也可以视自己是较小群体中的一分子。”例如，法兰克人作为日耳曼人中的一支，早期由许多小部落组成，一个法兰克人可能既认同他所在的地区部落和更广泛的法兰克人联盟，也会对他所效忠的罗马帝国抱有认同。所以，一位在3世纪服务于罗马军队的法兰克人战士的墓碑上才会留下这样一句话：“虽然我是法兰克人公民，但是在军队里，我是罗马人战士。”

最终打破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统治间平衡的是匈人的到来。匈人是生活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古代草原游牧族群，极大可能与中国史籍上记载的“匈奴”同源。在“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带领下，匈人骑兵以摧枯拉朽般的战斗力直抵罗马帝国边境，迫使日耳曼各支族群向罗马帝国内部迁徙。

到“大迁徙时代”结束时，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等日耳曼蛮族各分支已经取代罗马人，成为欧洲新的统治者，他们和当地居民交流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欧洲的各个民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族群保持了自身的绝对纯洁，各族群总体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发生在遥远过去的这种剧烈复杂的变化，如今已经很难被还原为清晰的历史场景。

“其他任何时期的历史很可能都没有像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这么模糊，而且还被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学者弄得更加模糊不清了。这种名副其实的模糊不清使它很容易就成为族群民族主义宣传的牺牲品：为了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曲解大迁徙时代的历史，因为没有人对这一时期有更多的了解。投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假设一旦被接受，政治领袖们就能够从这段历史中引申出适用于他们政治计划的政策含义。”

格里写作《民族的神话》的初衷之一，就是看到一些欧洲政客因现实需要而歪曲历史带来的危险。比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前主席让-玛丽·勒庞为了博得民众对反移民政策的支持，就宣称自己是法兰西民族的拥护者，在他的宣传话语中，中世纪法兰克人的领袖克洛维一世在496年受洗标志着现代法兰西民族的诞生。然而这实际上是在新族群身上沿用老名称的结果：“当族群在效忠对象、联姻关系、变革方向和资产占有方面接连不断发生变化时，似乎只有族群的名称没有变，但是，这些名称就像舰艇一样，在不同的时间里装载着不同的内容。”

今天法兰西共和国所在的这片土地最早被罗马人命名为“高卢”，高卢地区最早的居民是同样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大陆凯尔特人，“高卢人”即罗马人对他们的称呼。恺撒大帝征服高卢之后，整个高卢地区开始“罗马化”，直到蛮族入侵的“大迁徙时代”来临。高卢地区先后建立了多个日耳曼蛮族王国，克洛维创建的法兰克王国只不过是其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

王国经历墨洛温、加洛林两代王朝，最终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迎来高光时刻，但很快就被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根据《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其中莱茵河以西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现代法兰西民族国家这才初具形态。

从中世纪属于日耳曼一支的“法兰克人”到现代的“法兰西民族”，严肃的历史学家自然不能无视其中经历的多次民族融合与演化。因此，克洛维改信罗马天主教这一历史事件，非但不足以证明现代法兰西民族的诞生，反而加速了法兰克人与高卢地区的高卢-罗马居民的相互融合。外来的法兰克人正是通过不断吸纳其他族群才得以在高卢地区发展壮大，逐渐融合成今天人们熟悉的法兰西民族。

为了帮助大众修正对于欧洲民族神话的固有认识，格里还举出南非祖鲁人族群演化的案例，因为“改变一个人的地理视角比改变一个人分析时使用的分类方法要容易得多”。

祖鲁人主要居住于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1971年白人曾在此地建立种族隔离区。在南非祖鲁人“经典”的族群历史叙述中，18世纪初，一位名叫祖鲁的人创建了祖鲁氏族，后来因为生态变化或人口增长导致食物短缺，一些酋长开始使用武力夺取其他氏族的土地，恰卡·辛赞格科纳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

恰卡带领族人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厮杀，使得祖鲁从弱小氏族一跃成为雄霸非洲南部的祖鲁王国，恰卡因此还被后世称为“非洲的拿破仑”。1828年，恰卡被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杀害，他死后，祖鲁王国依旧保持了强大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1928年成立的因卡塔自由党就是以祖鲁人为主成立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该政党在非洲南部的影响力延续至今。

遗憾的是，这段看似连贯的祖鲁人历史却完全是基督教传教士阿尔弗雷德·T·布莱恩特套用欧洲模式建构出来的故事。在非洲南部传教期间，布莱恩特收集了大量以口头形式流传的关于祖鲁人的传说，然后把这些混乱而零碎的传说当作历史真实记录下来，再用“艺术家组装马赛克”的方式将那些断裂的信息碎片凭想象拼接起来。在布莱恩特为祖鲁人书写的民族志中，可以轻松发现他在祖鲁人历史与《圣经》故事、欧洲古典文化传统之间建立相似性的努力。

在格里看来，布莱恩特构建祖鲁人历史的方式与欧洲民族主义者构建民族神话如出一辙，这种叙述像是由多面镜子组成的大厅，每一面镜子都反映出叙述者自身的文化和政治观点，却不会反映出任何对族群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

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主编过一本格里的论文集《历史、记忆与书写》（北大出版社，2018年），在编辑说明中，罗新坦言，《民族的神话》一书对他反思民族史和民族主义问题帮助很大：

“传统历史学有两个与生俱来的思维倾向，可概括为‘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总是把当下的人群构造追溯到遥远的过去，给出一个线性的、单一的起源解释；总是把某一历史人群的出现解释为跨时空长途迁徙的结果，而忽视或无视任何人群都处在持续的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中，其边界是流动的和不清晰的。迁徙神话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石之一，格里的多种论著都致力于解构这类神话。”

诚如罗新所言，格里在《民族的神线世纪以来的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进行了清理和批判，不惜使用“有毒的垃圾场”这种词汇去形容其对大众思维的戕害。格里甚至认为，包括印欧比较语文学、民族考古学在内的学术工具都是民族主义史学遗留下来的危险遗产，比如通过语言识别民族会导致语言的“官方”形式被发明出来，而那种“官方”形式通常就是强势群体或重要地区使用的方言系统化，再借助国家支持的教育系统向人民普及，而这样做无疑会让某些小众的方言传统濒临消失……

总而言之，格里《民族的神话》论述的主要对象虽然是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族群，但其中的核心观点却可以放之四海，即强调变化才是人类族群的本质。在这一点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等名著都可以列为本书的对照读物。格里教授在全书结尾的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族群演化不仅是一个过去时的过程，还是一个现在时和将来时的过程。无论浪漫主义者、政治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保存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的某种本质的灵魂。任何努力也不能确保当今存在的民族、族群和社会群体不会在未来消失。历史也许已经为未来设置好了界限，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限内创造未来，但是，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一定会成为的样子。”